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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与我国第一部典章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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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与我国第一部典章制

  《通典》成书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该书记述了上至传说中的唐尧,下讫唐肃宗、代宗历代政治、经济、礼法、兵刑等典章制度及地志、民族等内容,题材丰富,条理清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论述典章制度的通史,开创了中国古代典制体史书的先河。该书是唐代著名政治学家杜佑倾尽了一生心血撰写的,对推进唐代乃至以后历代的法制建设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杜佑,字君卿,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他出生于具有显赫地位的累世官宦之家——京兆杜氏,唐代杜氏一族先后共出了十一位宰相,“房谋杜断”中所指的杜如晦就是其中之一,其父杜希望也是当时一位地位显赫的官员,他在任职期间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与人交往忠实守信,是一位宽宅仁厚的官员。杜佑自小受父亲及其他长辈的熏陶,耳濡目染,逐渐养成了平易谦逊、敦厚宽仁的性格特征,为其以后的政治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受益于家族世代官宦的背景,杜佑在年少时以门荫入仕,补任济南郡(今山东)参军事、剡县县丞等职。初入官场的他曾经前往润州拜谒父亲的旧知,刺史韦元甫。初见杜佑,韦元甫认为这个以门荫入仕的后辈与其他累世官宦的后代无异,就对他以故人之子待之,并没有特别的礼遇。直到有一天,韦元甫在办公时遇到一桩疑案,使他左右为难,不知该如何处决,并在不经意间向杜佑提起了这件疑案。杜佑听后,稍加思索,毫不谦虚地就为其细细分析起案件,且所说之处无不切中要害,一桩疑案顿时迷雾云开,使韦元甫大吃一惊,对其赞许不已,也因此对杜佑刮目相看,并在不久之后,就奏请皇上让他担任了自己的司法参军。随后,韦元甫相继担任浙西观察使、淮南节度使,也一直让杜佑追随其右,对他表现出了充分的信任和肯定。

  由于杜佑才能突出,从其入官开始就不断受到长辈们的赞许和提携,因此他的仕途之路可谓是势如破竹。凭借着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杜佑在职期间丝毫不懈怠,一直保持着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事事亲力亲为,史书上说他:“为人平易逊顺,与物不违忤,人皆爱重之,天性精于吏职,为治不皦察”,正是他为官的真实写照。

  杜佑在职期间极力维护和推广相关有利于社会的法制制度,对当时社会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的完善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不畏权贵,针砭时弊,敢于指出当时社会法制的漏洞,并指出正确的解决办法;他在负责全国的财政工作期间,认真分析当时的局势,认为由于连年的战祸导致国困民穷,而造成了当时社会赋税难以征收,财源难以广开的局面,因此提出节省开支,裁减冗员等一系列积极的政治主张。同时他在政治活动中以身作则,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敬重。

  唐代中期,宰相杨炎针对当时社会现状设计出了一套新的税法制度——“两税法”:“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并建议以此取代租庸调制,并取消各种杂税,但是这些都触犯了当时社会大官僚、大地主的切身利益,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杜佑却独具慧眼地指出,这一政策是“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极力赞成这一政策,并与杨炎一起,积极向皇帝进谏,分析时势,最终在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建中元年德宗正式下诏,“两税法”终于得以实行。然而,作为这个税法创立者的杨炎却遭到大臣卢杞等人的陷害被德宗贬至崖州,并在去任职的路上抑郁而终,杜佑作为这一政策的积极推行者,也同样遭受卢杞的打击报复,遭受贬黜,被贬至偏远的饶州担任一个小小的刺史。面对此遭遇,杜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丝毫不后悔,表现出了他在维护社会法制上的坚定立场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除此之外,杜佑还特别关注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米粟问题,他在淮南任职期间,就特别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他带领民众对雷陂加以治理,从而扩大了土地的灌溉面积,另外,他还鼓励民众开辟海滨的盐碱地,并指导他们将废弃的土地改为良田,不但解决了当时粮食短缺的问题,而且促进农业收入大大增加,在他任职的几年里,库存的粮食就净增了50多万斛;他的政绩受到了当地人民的肯定,备受广大人民称赞,大家都说他治行无缺。

  元和七年六月,杜佑因病四次上表请求告老还乡,宪宗皇帝无奈答应他的请求,并以“养浩然之气,安于敬止之乡,庶乎怡神葆和,永缓福履”的诏书褒奖他的一生。元和七年十一月,杜佑恬淡而终,享年78岁,死后又得册赠太傅,谥号为“安简”,宪宗皇帝也为之废朝三日以示哀悼。其晚年所受到的恩宠,是历史上少有的。

  杜佑经历了唐朝由盛转衰的过程,并目睹了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势的衰落。作为一名忧国忧民的贤臣,时代的动荡促使杜佑积极思考并寻找王朝衰败的原因,从而促使他转向对历代典章制度的研究,他希望能够从我国数千年的礼法刑政中寻找合适的治国方法。杜佑撰写《通典》,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

  首先,他历任唐玄宗至唐宪宗六朝,先后在刑、工、户、度支各部任职,亲力亲为,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比较了解,对朝政的弊端也非常明了,因此,他巧妙地利用这一优势条件,将对历代典章制度的研究与现实重大问题相结合,学以致用,因此,他著书的目的在于“经世”、“致治”。其次,据《旧唐书》记载:“佑(杜佑)性勤而无倦,虽位极将相,手不释卷。质明视事,接对宾客,夜则灯下读书,孜孜不怠”,自幼受长辈熏陶而培养起的良好的读书习惯,使得杜佑即使已经位居重位,也不忘时刻为自己充电,他相信“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他博览全书,认真钻研历代典章制度,为他著写《通典》打下了良好的文学基础。而他严谨的学习态度促使他在编纂《通典》时,发展了史书自注的方法,他的注文,主要包括解释音义、举例故典、补充史实、表明见解和对史料的考证这几部分,不但可以补充正文的不足,而且还指出了资料的出处,便于后人考证。

  最后,杜佑一生平易近人,谦逊有礼,在官场中也是与人为善,用人上更是虚怀纳谏。而在这其中,就有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大诗人——刘禹锡。刘禹锡的父亲刘绪与杜佑是故交,一次,杜佑应刘绪之邀请去他家做客,正在叙旧酣饮之时,伴随着门外的鸣锣喧天,鞭炮齐鸣,三科高中的刘禹锡荣归故里,走进了家门。杜佑见到这个初出茅庐的后辈,仿佛看到了当日的自己,心中甚是欢喜。而还未正式入仕的刘禹锡在与杜佑的交谈中,更是毫不避讳询问起《通典》的编纂进展情况,对这本历史巨著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交谈完毕,杜佑心念,这种有才青年,正是《通典》编纂所需要的人!于是,邀请刘禹锡参与这项浩瀚的工程。

  正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从唐代宗大历初年开始撰写至唐德宗贞元十七年上表进书,先后历经36年,杜佑的呕心沥血之作——《通典》终于问世。这部巨作正是靠着杜佑虚怀若谷的情怀,与众位文人雅士的通力合作,才最终完成。

  《通典》全书共二百卷,全书五十七万余字,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帝尧,下至唐肃宗、代宗时期的各朝制度,综合叙述历代社会制度的沿革,追溯渊源,其中对唐代制度的叙述尤为详细。全书共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典,面面俱到,书中不但记载了前人的有关议论,而且每篇之首,皆有序引,并采用说、议、评、论的方式,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以示劝解。《四库全书总目》评论此书是“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原原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

  《通典》自问世之后就备受瞩目,广为流传,是我国第一部记述典章制度的通史,开创了史书编纂的新体制——典制体。直至《通典》成书以前,我国史书的编纂,不外乎以《尚书》为代表的“纪事体”、以《春秋》为代表的“编年体”和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这三类。典制体打破了以往史书编纂的体制格局,开辟了我国史家著作政治经济制度的新途径。

  终其一生,杜佑自18岁就入官府当官,在其长达60年之久的仕官生涯中,恪尽职守,尽职尽责,积极维护百姓的利益和社会的法制建设,深受皇帝的赏识,并历任德宗、顺宗、宪宗三朝的宰相,其政治殊荣可见一斑,而《通典》的问世为其传奇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本面面俱到的巨著的完成,不仅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借鉴,还为以后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提供了历史经验和理论依据,为推进当代乃至以后的法制建设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是一部让我们至今受用的史学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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